提起克里木这个名字,或许很多人不知道是谁。
但如果说起阿凡提,
肯定有不少人,脑海中第一个闪现出来的,
就是克里木骑着毛驴唱歌的形象。
克里木是歌唱家。
不过和其他军旅歌唱家不同,
他的歌唱家称号的前面,还要再加上“表演”两个字。
因为,在克里木一生的艺术生涯里,
他把新疆极富特色的民族舞蹈,也融入到了创作与歌声中。
1940年,克里木出生在葡萄之乡吐鲁番。
新疆的维吾尔族本就能歌善舞,而克里木又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。
他的父亲阿布杜古力能歌善舞,一支唢呐吹奏得远近闻名,有金唢呐之称。
母亲则是一位舞蹈演员。
也因此,克里木的身上,也流淌着艺术的基因。
1950年,父亲远赴北京,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天安门盛典。
回去新疆后,克里木的父母,都成了新疆军区的文艺兵。
11岁的克里木也跟随着父母来到了军营。
他自己都没想到,自己很快也能成为一名战士。
因为会唱歌会舞蹈,而且还会打手鼓,
文工团的领导非常喜欢克里木。
就这样在1951年,还是少年的克里木,也穿上了军装。
参军那天的日子,多年以后克里木也记得非常清楚。
是1951年1月2日。
在部队,新发的军装很大。
站在步枪面前,克里木的身高还没有枪身高。
刚参军不久,克里木就赶上了一次长途行军。
上万人的队伍,首尾都望不到头。
克里木跟着大部队,在寒冷的戈壁滩上走啊走啊。
虽然条件很艰苦,但是在行军的途中,
他还是用歌舞,给战士们带去了不少欢声笑语。
而战士们也没有让克里木掉队。
走不动的时候,一个又一个战士,轮流背着他行军。
这一次的长途跋涉,成为克里木一生的记忆。
克里木第二件人生难以忘记的,是1959年,参加全军文艺会演。
当年6月,全军的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。
18周岁的克里木,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代表。
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,第一次坐火车。
当年三四月份,克里木他们就出发了。
新疆当时还是冬天,坐火车越往东面走,
春意和绿色越来越浓郁。
到达北京后,他们从当时的前门站下的火车。
部队里的大卡车来接他们。
汽车行驶在北京的街道上,还专门从长安街上绕行了一下。
当克里木和战友们看到天安门城楼的时候,
立刻都从车厢里站了起来。
有人鼓掌,有人欢呼,还有人流泪。
他们多么希望,能看到毛主席就站在城楼之上。
想见毛主席的心愿,很快就实现了。
全军会演的当天,毛主席也出席了盛大的表演活动。
演出结束后,他还接见了各地的获奖代表。
年轻的克里木,也是被接见的其中之一。
当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毛主席高大的身影,
第一次握住那双温暖有力的大手时,
激动和兴奋溢于言表。
多年以后,克里木回想起当年的情形,
他说当时的那种感情,是发自肺腑的。
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,过上幸福安宁生活的人,正是毛主席。
因此,不光是克里木,全国各地亿万民众,当时都想见毛主席。
远在新疆和田的库尔班·吐露木,也是其中之一。
全国解放后,库尔班早已是花甲老人。
当他得知,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毛主席给的,就非常想去北京见毛主席。
村里人就问他,从新疆到北京,山遥路远,准备怎么去。
库尔班说,骑上毛驴去。
虽然村里人都说他,这个愿望不现实,
但是库尔班想见毛主席的决心不变。
转眼来到1958年,库尔班的愿望终于实现。
当年的6月28日,75岁的库尔班在北京,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毛主席。
这件事感染了音乐家王洛宾。
随后,他就创作了歌曲《日夜想见毛主席》。
词曲创作完成后,王洛宾想让克里木来唱这首歌。
不过,克里木却向王洛宾表示,自己有一个条件。
他说,这首歌不但要唱,还应该加上表演。
克里木说出了自己的设想。
由他扮演库尔班爷爷,其他诸如毛驴等元素,也要融入到表演中去。
王洛宾当时的名气很大,而克里木还是一个毛头小子,
他的这种直接提议,是很犯忌的。
好在王洛宾看重歌曲的演绎,他觉得克里木的提议很好。
不过,接下来的创作还没有开始,事情就发生了变故。
1960年,也就是参加完全军文艺会演的第二年,
克里木从新疆军区文工团,调到了总政治部歌舞团。
由于工作调动,这首歌的继续创作,也就被搁置起来。
来到总政歌舞团后,克里木很快感受到这里人才济济。
在新疆的时候,由于文工团里演员不多,克里木往往一兼多职。
既要唱歌,还要舞蹈。
有时候,还要登台出演话剧。
而在总政歌舞团,唱歌、舞蹈、表演等等,都是各司其职。
克里木考虑一番后,将未来的事业方向,定位为歌唱。
此刻,他仍旧想着那首未完成的《日夜想念毛主席》。
于是,克里木很快把自己的想法,跟歌舞团的领导说了一下。
领导非常支持,他便投入到了创作之中。
六十年代初,《日夜想念毛主席》便被搬上了舞台。
当年在各地演出的时候,还曾拍下了影像。
不过因为年代久远,如今已经看不到最早的影像资料了。
后来,克里木曾再次拍摄表演过这首歌。
正是因为这独树一帜的风格,
所以在此后的歌唱生涯中,才一直加上了“表演”两个字。
创作完这首歌曲后,克里木很快又开始创作《阿凡提之歌》。
那是1963年,电影《阿凡提的故事》筹拍。
这期间,剧组早已邀请克里木为电影伴唱。
不过在接下来的创作中,作曲家和导演,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旋律。
作曲家们几易其稿,都感觉不满意。
克里木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,从小就听过阿凡提的故事。
为了创作,他专门回到老家去采风。
他沿着塔里木河走访各种村庄,收集着各种各样的资料。
听老人讲阿凡提的故事。
经过实地走访,而后再进行创作。
接着,又让当地的乡亲们做评判,之后再进行修改。
就这样,《阿凡提之歌》终于创作出来。
这首歌曲也获得了导演和其他词曲作家的一致好评。
从那之后,《阿凡提之歌》成为克里木每次演出时的保留节目。
他唱着这首歌走遍了大江南北。
很多观众直接把他当成了阿凡提。
在总政歌舞团,下基层连队为战士们演出,是经常的事情。
1964年,克里木随团远赴西藏。
高海拔地区缺氧,到了阿里地区后,
原本随团的演员有五十多人,最后只剩克里木和另外一个演员还能演出。
即便如此,克里木的高原反应也非常强烈。
这里严重缺氧,饭做不熟,水也烧不开。
战士们都说,别再演唱了,能来看看我们就很满足了。
不过克里木依然坚持演出。
他心里明白,自己受的这点苦,和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。
八十年代,克里木又奔赴南疆前线。
在法卡山、老山等前线,他一呆就是九个月。
让克里木难以忘怀的,是其中一次战斗的前夜。
一众年轻的战士在军部,他们即将奔赴前沿阵地,攻打一个工事坚固的山头。
克里木用表演给战士们饯行。
一首又一首的歌,战士们的情绪也一点点被调动起来。
演出之后,他又一杯接着一杯,给战士们敬酒。
有的战士开始给家里写信。
其中,一个18岁的战士,让克里木在他的后背上写几个字。
克里木就写下了“安全归来、战士万岁”这几个字。
战斗结束了,山头攻下了。
但是,那名战士却牺牲了。
克里木说,那场战斗结束后,他也抬过战友们的遗体。
当他看到那名战士后背上的字,
心里一瞬间就开始揪了起来。
什么是和平,什么是幸福,什么是祖国,
没有他们曾经的牺牲和付出,
我们也就不会有幸福和安定的生活。
从那之后,每次下基层演出,克里木都会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来演。
用总政歌舞团同事阎维文的话说,
其他人演出平均唱两三首歌,
而克里木演出,每次都要唱五六首歌。
多年以来,凡是单位组织的演出,或者其他公益性质的演出,克里木义无反顾。
但其他的个人演出尤其是商演和广告,他从来不参加。
有一回,一个老板找到他,想让克里木为产品代言。
对方张口就是10万,而且表示还可以再加钱。
但克里木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原则,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
可即便如此,晚年的克里木,还是遭遇过被代言的风波。
多年以来,克里木和妻子一直生活在北京。
退休之后,他们也常年住在京郊的家里。
2010年底,克里木陪同妻子到北京某医院看病。
住院治疗期间,医院里的医生,曾希望与克里木夫妇两个合影,
克里木就答应了。
接下来由于治疗没有效果,克里木便带妻子转院了。
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很快有朋友就告诉他,
克里木妻子在那家医院的治疗情况,
被医院擅自放在了自家的官网中,而且还表示妻子的病是他们治好的。
得知这个消息的克里木非常愤怒。
妻子的病没有治好,他们的合影照片,又被医院利用做广告宣传。
于是在2011年底,克里木将这家医院告上了法院。
在后来的庭审中,克里木进一步介绍情况。
因为医院擅自利用了他们的合影,事发后很多人打电话来询问妻子的治疗效果。
还有人询问,他们夫妻俩给医院做广告,收了多少钱。
克里木表示,这件事对他和妻子的打击很大。
打官司不是要赔偿,就是要澄清一个事实。
随后在2012年初,克里木打赢了官司,并获赔10万元。
接着,克里木把打赢官司的钱,捐献给了两名患者。
其中一位是来自内蒙古的史凤霞。
2010年,史凤霞来北京看病。
3月29日,在北京人民医院东门外,
史凤霞听到头顶传来异响。
她立刻把前面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推开,
自己随后被坠落的塑钢窗户砸伤。
克里木后来得知史凤霞见义勇为的事迹,
将打官司获赔的5万块,捐给了史凤霞。
另外的5万元,克里木捐给了身患脑瘤的年轻记者陈昆。
克里木用实际行动,践行了自己曾经的承诺。
他曾经说过,作为军队的文艺工作者,
应该注重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,眼光不能盯着眼花缭乱的市场。
2016年,克里木荣获百花奖顶级艺术家荣誉称号。
2020年3月3日,克里木在北京去世。
他的儿子克阮希表示,处理好相关事情后,
将带着父亲回家,把父亲安葬在新疆。
克里木走了,他的歌声,已然成为新疆文化的符号,